「承諾」這行為得以可能，最起碼需要兩個人或兩個群體。姑且叫他們做「承諾者」及「被承諾者」。在許下承諾的時候，承諾者及被承諾者都超越當下的環境，對未來有所投射。只有因為我們的目光可以離開現在、放到未來，承諾者才能許下諾言，承諾他（們）將來一定會如此這般。
另一方面，亦只有當被承諾者對未來有所投射，他（們）才能理解「諾言」所指向的，是未來的事態或行為。承諾這行為，反映了人這種存在者的時間性（temporality），展示了人從來不是只活在當下，而是同時向着未來而活的。
承諾本質上沒有契約的「強制權力」，只由語言作媒介，迴盪於人與人之間。只要人能把目光投向未來，能運用語言，他就能許下諾言。所以，承諾看似簡單。然而，承諾的重量，並不是來自像契約般「被容許的懲罰」或「被承認的暴力」，而是來自它所創造的關係。由於沒有 coercive power，承諾看似十分脆弱，但承諾的這種脆弱，反而是它沉重的來源。
鄂蘭（Hannah Arendt）在《人的條件》（The Human Condition）中就說：「承諾是政治行動的一個重要條件。」要眾人一起行動（act in concert），我們需要行動者的共同承諾，儘管世界不一定像你我預期，儘管行動一旦誕生，它的意義就會脫離你我，我們亦無法預期它會引伸甚麼結果，但我們仍可以共同承諾，會繼續行動，直至我們看到世界變得貼近我們的理想一點點。在這意義下，我們似乎可以說，透過承諾，人才能與他人站在一起，形成一個由平等和獨立的個體構成的群體，進而創造政治的力量。
換個角度講，承諾之所以是承諾，就是因為我們每時每刻都有摧毀它的可能。沙特（Jean-Paul Sartre）說，人是注定自由的。這句話常常被理解作人永遠有否定某物，作另一個選擇的能力。但，從另一個角度講，倘若縱使我有無限的自由，但我仍然執着選擇某事某物，那麼，這某事某物，就擁有我賦予它的無限價值。若然有那麼一個承諾，是我們沒有自由不遵守的，那麼它亦失卻了作為承諾的價值。正因承諾隨時隨地隨意都可以被我摧毀，保守一個承諾，就變成一個無比高貴的行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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