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炳棣在《明清社會史論》中認為帝制中國的社會是相對開放的,因為科舉的中榜者裡有大量的平民。艾爾曼則認為何炳棣誇大了了科舉帶來社會流動的作用,並認為科舉能中榜者的,上三代多也是科考出生,科舉更多是「菁英的輪動(Circulation of Elite)」,流動發生在菁英家族之間,而非是平民之間。
根據達特茅斯學院助理教授張耕齊的一篇論文,從CBDB(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)的歷史科舉數據來看,明代參加科舉的人,若是出身自官人家庭,亦即上三代有中榜者,其中榜的條件機率跟排名皆為較高,而且似乎不單純跟人力資本有關,因為上三代的效果非常詭異地只出現在鄉試跟殿試。
換言之,從實際觀之,科舉更像是一種「加權出身的樂透」,其有一定程度的機率性,骰子的確是人人都可以骰,但並不完全是公平的骰子,如果家裡是朝中有人的官宦世家,這骰子的6就特別大,如果是寒身,骰子則有三面會是1。
這的確帶來了流動,帝制中國在科舉制度下,的確消融了一個固定的貴族世系,將中央集權的郡縣思維得以推廣。
聽過老一輩的人說以前運鰻魚時會在另一邊加一支螃蟹,讓鰻魚保持清醒。這樣的寓言或許能幫我們理解如何綜合何炳棣跟艾爾曼/張耕齊之間的歧見。
何炳棣發現明清時有大量的寒門參與考試,而入榜的人裡面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寒門,這裡的統計概念是「非條件」的「期望值」:平均來說,上榜的人有不少是寒門。)
然而艾爾曼的看法跟張耕齊的統計,則是從「官宦之子遠比寒門更容易考上科舉」,這裡的概念是「條件機率」與「條件期望值」:相對來說,官宦之子更容易考上。
換句話說,士人政權作為一場菁英之間的遊戲,對寒門遠為不利。之於皇帝來說,如果官宦世家是一箱鰻魚,那寒門就像是螃蟹,讓鰻魚保持驚醒但維持謙卑,因為大部份的官人都很難在朝中維持數代不變的權力。
於此觀之,明清科舉的本質更像是一場皇帝由加權骰子而得出權術,而非是開放社會的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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