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海宗是一個被低估的史學大家,曾被稱為「南開四大家」之一,但他的作品在共產黨那邊不討喜,因為他聽起來軍國,但在國民黨這邊也不受歡迎,因為他講話太難聽,一系列的作品〈中國的家族〉、「中國的兵」等非常精彩,他認為,中國因為沒有貴族,也因而產生了不尚武的「無兵的文化」,中國傳統的道德是不完整的所以士大夫文化畸形了起來。
中國的傳統政治秩序中,真正的「貴族」在秦漢後逐漸凋零,取而代之的是透過教育與經典而塑造的「儒官」。平民不一定能變成世襲貴族,但可以變成官;也就是「布衣卿相」。只要透過科舉進入士大夫體系,就能躍升統治階層。而西歐則完全相反。貴族作為一種政治與法律身分,不但高度封閉,且平民無法輕易進入;但平民卻在歷史長河中逐步獲得監督貴族的權利。
這使得兩大文明的權力關係呈現鏡像:
中國:歷史階級較易流動,但權力不可問責
西歐:歷史上階級難流動,但權力需被問責
也因此,西歐社會必須面對的核心社會議題便是「階級」,因而有了大量的社會主義跟革命,然而這些西歐社會主義產生出來的元素,是否有辦法回頭處理中國社會的問題呢?答案是沒有,因為中國要處理的核心政治問題是「無上限皇權」,或是「統治者不可問責的權力」,社會主義並沒有對此一問題提供任何解答。
因此,中國與西歐的差異並不僅是文化或哲學差異,而是在制度結構本身的路徑依賴上形成了兩種「開放」模式:一種是朝向菁英的,一種是朝向人民的。若說差異的起源在哪裡,關鍵或許正在於科舉制度在中國的壓倒性角色——它塑造了士人,塑造了皇權的穩定,也塑造了中國式「開放」想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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