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交媒體以及加密貨幣興起，成就了一個非常有利網絡詐騙的年代。因為傳統的司法體系要管詐騙，往往需要加害者與受害者，都在住在同一套法律所管的地方，法律能輕易處理的事情是「台灣人在台灣騙在台灣的台灣人」，「香港人在香港騙在香港的香港人」，「緬甸人在緬甸騙在緬甸的緬甸人」。
但在網絡的時代，卻可以很容易就做到「緬甸人在緬甸騙在台灣的台灣人」，「在俄羅斯的俄羅斯人騙在烏克蘭人的烏克蘭人」，甚至「泰國人在緬甸騙在台灣的日本人」，那到處要哪個國家的法律去管呢？泰國的？緬甸的？台灣的？日本的？既然受害者在臺灣，那最有可能的當然是在台灣報警，而就算報警了，上了台灣的法院判你勝訴了，也沒有辦法去別的主權國家抓騙徒。更不要說台灣的檢察官很可能會因為覺得處理不了，受害人又不是台灣人，而索性不起訴。
在廿一世紀，網絡為資訊與金流打破了國界，但是法律與執法卻還是困在國界裡。只要事情發生在不同的主權國家，司法系統就難以與網絡抗衡。基本上，就像賭神出了公海之後，只有巴拿馬的總統才能夠用法律管賭魔陳金城一樣，而網絡就是一個的公海。
只要犯罪者所在地的國家不管或管不了，其他國家怎樣判決，怎樣氣急敗壞也沒有用。所以詐騙集團，各種網絡非法活動，都會在一些政府力量薄弱架構落後的國家，例如緬甸這種中央政府直接管不了大部份地區的，毒梟比政府還要強的國家，或者一堆非洲小國，作為犯罪基地。這些國家通常司法系統腐敗，不然就是無力，不然就是形同虛設。在這些地方，要搞個假身份或者假護照也很容易，甚至直接能「買」到真護照，反正負責的官員也很缺錢，法律上變身成另一個人。
或者像俄羅斯一樣，做的是國家情報單位，那就直接是合法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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